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新”，体现在“现代”上，体现的是中央银行制度对金融市场变迁的敏感适应能力和试错容错能力。

近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决定》在金融层面明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

为此，11月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对此做了明确的部署。

自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以来，中央银行制度就是金融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与此前提出逐步强化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比，现在明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很明显提升了一个高度。

因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新”，体现在“现代”上，也会反映在中央银行制度对金融市场变迁的敏感适应能力和试错容错能力上。因此，提高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敏感适应能力，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诉求。

首先，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央行对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作用和决策主线。在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与其他职能发生不同向的情况时，能始终坚持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功能。一直以来，国内央行承担的职责不仅包括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还担负了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业等多重职能。

其次，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就要随需而变地重塑央行的独立性。自2014年以来，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发生显著变化，外汇占款不再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依据，这逐渐降低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有助于提升央行的独立性。

不得不说，基础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客观上使国内央行更像是基于美元体系下的批发性政策银行，与货币局制度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无疑与我们大国地位不匹配。

因此，外汇占款不再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导渠道，客观上为央行重塑独立性提供了非常有利的金融市场环境，促使央行通过再贷款等基于国内经济金融市场的情况进行基础货币投放。

同时，当前，数字法定货币业正在成为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形式，这种新技术变革带来的不仅是货币投放方式的变化，更将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可追溯传导，而且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更加透明、通畅，金融风险更便于识别。

新时期下，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不仅体现了明确的问题导向，而且更是面向未来的长远布局。期待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更加高效。